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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被苏东坡唱响的中山松醪酒（第1页）

“园中有鹤驯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鹤叹》）闲暇之余，东坡先生赋《鹤叹》一诗，描绘了鹤的神与形，借鹤感叹诗人自己的人生飘零多舛，像鹤一样清高傲岸孤芳自赏且孤苦伶仃，但在仕途上不仅难以前进，也难以脱离，故羡慕鹤还能有退却的余地。

这时，正是朝廷中党争激烈、政坛即将发生大变化的关键时期，苏东坡虽远任定州，却始终关注着政局的发展，并力图在越来越没有原则的党争中保持住自己高洁的操守。李之仪从京师来入幕，已给东坡详谈了京师中的朝野上下之变。

东坡先生给老朋友王定国致简，求和《雪浪斋》诗。寄馏合刷瓶（饭甑之类器具）给子由，并寄诗。苏东坡新进收了一名叫刘丑厮的小吏，为勉励其多读书与练习弓箭，专门也赠诗给他以鼓励。

元佑八年（1093）岁末，东坡先生给友人致简，谈论了当朝的边事已及自己对于边防的认识。

从这一年起，世人逐渐开始将黄庭坚与苏东坡并称为“苏黄”。

黄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地、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但据传黄庭坚曾语：今江西君子曰“苏黄”者，非鲁直本意。盖黄庭坚自以为东坡门下弟子矣！

东坡先生大伯的曾孙苏彭娶了丁骘之女，今得子，东坡先生已经成了曾祖，高兴之余赋诗以贺，作为东坡先生的同年，丁骘亦和。

元佑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崩逝，赵煦开始亲政。

在亲政后次年即改元“绍圣”，表明绍述的思想。到了赵煦十七岁时，高太后本应该还政，但她却仍然积极地听政。而此时，众大臣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谕必听太后之言，也不劝太后撤帘。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惹恼了赵煦，使其心中非常怨恨，这也是他亲政后大力贬斥元佑大臣的一个原因。

尽管高太后和大臣在垂帘时没有考虑赵煦的感受，但他们并不放松对赵煦的教育。高太后任吕公着、范纯仁、苏轼和范祖禹等人为侍读，想教育赵煦成为一个恪守祖宗法度、通晓经义的皇帝。

更让赵煦难以接受的是，高太后对待其生母朱氏也过于严苛。朱氏出身寒微，幼时遭遇极坎坷，入宫后，初为神宗侍女，后来生了赵煦、蔡王赵似和徐国长公主，直到元丰七年（1084）才被封为德妃。朱氏温柔恭顺，对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一向都毕恭毕敬。赵煦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朱氏却只被尊为太妃，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

高太后和元佑大臣所做的一切，对于赵煦来说，负面影响非常大。

少年老成的赵煦面对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元佑大臣，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赵煦和高太后奏报时，赵煦都沉默不语。有次高太后问赵煦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赵煦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

刘挚曾上疏，让高太后教导赵煦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太后说：“我常与孙儿说这些，但他并不以为然。”高太后由此愈加担心，当然更不敢放下权力。

在高太后垂帘的八年里，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刘挚等竭力搜寻章惇、蔡确的轶闻，加以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车盖亭诗案。此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旧党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新党进行斩草除根式的清算。

蔡确被贬出朝廷，并遭知汉阳军吴处厚报复而被贬到新州安置。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佑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

赵煦亲政后，首先召回神宗变法时的重要人物章惇，追谥王安石为“文”，允许其配享神宗庙廷。还大力打击元佑大臣，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东坡兄弟等旧党于岭南（今广西、广东、海南一带），甚至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

赵煦不满司马光的“以母改子”，不满元佑旧臣早年对他的冷落，更不满高太后对他的种种压抑，因此，对旧党的仇恨心理不亚于元佑时被打击的新党。赵煦在新政中重用章惇、曾布等革新派，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减轻农民负担，使国势有所起色。

哲宗为继承神宗遗志推行新法，在亲政后不久即恢复新党主将章惇、吕惠卿的阶官、职名。

元佑九年（1094）二月，首倡“绍述”的邓润甫、李清臣同时任执政。四月，哲宗改年号为绍圣，明确宣示继承神宗改革事业，反对新法的执政苏辙被贬出任知州，袒护苏辙的首相范纯仁也被贬出任知府。章惇成为首相，曾布入主枢密院，蔡卞、许将、黄履等先后任执政，林希任同知枢密院事，变法派控制了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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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党执政后，各项新法先后恢复，并根据神宗时推行新法的弊病，作了些改进，以便于推行，但也采用一些元佑时制定的法规。

赵煦这个人，年幼时非常喜欢读书，涉猎广泛，尤喜唐人律诗。同时擅长书法，元人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称其“翰墨亦佳”。高太后听政时，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赵煦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赵煦年幼，凡事都取决于高太后。朝堂上，赵煦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向来是向高太后奏事，背朝赵煦，也不转身向他禀报。以致赵煦亲政后在谈及垂帘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

元佑更化时期，旧党恢复熙宁变法时期废止的“诗赋取士”，定制以诗赋、经义两类取进士。到赵煦亲政后，完全恢复新法，“诏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廷对仍试策”。在科举中更以策论试题明确表示朝廷的主张，以应试者是否斥责元佑主政者司马光等来定弃取，开了党争直接干预科举的先河。

说到哲宗皇帝恩怨分明的方面，有一件事可以佐证：

宰相苏颂在执政时，见赵煦年纪小，每逢大臣有事上奏，都取决于高太后。偶尔赵煦有话要说，有时无人应对，只有苏颂在奏报太后后，必定再禀告赵煦。赵煦凡有要事宣读，苏颂必定告诉群臣，让他们俯首听命。赵煦亲政后，元佑年间的旧臣都遭贬职，御史周秩想一并弹劾苏颂，赵煦说：“苏颂素明君臣之义，不要轻率议论这位国家的元老。”

绍圣元年，元日。

曾公亮从子、定州通判曾孝广（字仲锡）从京师给苏东坡寄来了曾坑（宋时福建建安北苑苏氏园的最高处。其地产茶，因亦以为茶名）茶，并给东坡寄了诗文，东坡唱和为谢。

正月十五，庆祝完元宵节，次日东坡先生与李之仪、王几仁，孙敏行等人一起读陶诗，对于陶诗中“道狭草不长，夕露沾我衣”句，东坡还发了感慨说，世人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愧者多矣！

年节过后，定州由于雨水为害，粮食减产一半以上，老百姓不断有人到衙门里找苏东坡祈请缓交秋税。而缓交秋税又都超出了苏东坡的权限。既然不是因为河水泛滥而歉收，就只能按照《编敕》的规定办，但这种坐视不管的态度似乎也不符合朝廷仁爱百姓的本意。

东坡本想将常平仓的粮食赊贷给百姓，但又担心有些人到时候抱着被放免的侥幸心理而一直拖欠。因此，苏东坡上书朝廷，想将常平仓的粮食按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以平抑日渐增长的粮价。对于这种变相救济灾民的做法，朝廷给予了允准。

东坡寄给雄州守王崇拯（字拯之）一些中山松醪酒，还寄了诗。关于中山松醪酒，还与东坡先生有着极深的渊源：

哲宗年间，苏东坡出任定州太守。由于爱饮松醪酒，苏东坡根据当地的松醪酒酿造工艺，亲自收集材料，以当地的黑龙泉水自酿松醪酒。由于中山国曾定都于定州，所以苏东坡便把自己在定州酿制的酒称为“中山松醪酒”。

后来，苏东坡作《中山松醪赋》，赞美松醪酒“味甘余之小苦，叹幽姿之独高，知甘酸之易坏，笑凉州之葡萄”。其赋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传世之作，中山松醪酒的美名也随之传遍四方。

中山松醪酒以河北定州所特有的黑龙泉泉水为基础，辅以多种传统的名贵药材，经多道科学工序蒸制发酵酿制而成，享有“一口品三酒（米酒、药酒、白酒），五味（醇味、松香味、蜜味、酸味、苦味）归一盅”的美誉。冬饮可加热，夏饮可加冰。松醪酒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医药学珠联璧合的产物。从传统文化上讲松醪含有“长寿、康健、美好”的文化内涵，从传统医药学上讲松叶、松膏具有驱风散寒、滋阴驻颜、消肿利水之作用。

对东坡兄弟有着知遇之恩的太皇太后、宣仁圣烈皇后高氏的山陵礼毕，祔其神主于太庙后，东坡先生上了慰表。

到了子由的生日，东坡先生赠以檀香观音像以及诗文为寿，还将《中山松醪赋》书写了一遍以赠。

对于东坡上书降价出售常平仓粮食的事，苏东坡后又经过调查，发现民间匮乏的百姓很少有现钱来买粮食，而定州省仓里的大米，竟有熙宁八年和元丰三年购进的陈米，这些陈米由于年久变质，只能搭配着逐年卖给厢军。若按规定的每次只能搭配五百石，这些陈米搭配着卖完尚需三五年光景，显然届时将更加陈坏。

因此，东坡先生又马不停蹄地上书朝廷，计划将定州两座仓库现在的陈旧白米两万多石，分别借给民间有田产的上等人家，由他们作保，再分别借给他们的佃户和生活困难的下等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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