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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比如战斗机飞行员华伦·厄尔·沃恩驾驶的就是一种单座快速飞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击落敌军的战斗机。在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前几个月里，他在加利福尼亚的莫哈韦空军基地接受了海军飞行员老兵们的严格训练。

华伦·厄尔开的是沃特F4U—1A，这种飞机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叫“海盗”。该机型的速度很快（每小时超过400英里）且极易操控，“海盗”飞机的大小刚刚好（长超过33英尺，翼展41英尺），并且很结实。机上可装载6挺50毫米口径机枪，飞机本身重量14000磅的，使这种比日本飞机更适合空战。（从缴获的日本飞机来看，我们发现日本人通常不会给飞机加上装甲，为的是使它们保持较轻的重量，从而在较慢速度下易于驾驶，但一旦被狠撞一下，就立刻机毁人亡了。）

飞行员小伙子们在彻底掌握了“海盗”飞机带有一定危险性的旋转特性之后，就开始爱上它了。“开着它比在水上划船还要顺手，”阿奇·克拉普记得当时开着“海盗”时的感觉。“就像在开汽车。”而开轰炸机则不同，这种飞机不是为小个子飞行员设计的。阿奇·克拉普回忆说，“它就是为那些身高6英尺4英寸的试飞员们设计的，所以它上面很宽敞。要是小个子飞行员的话，还得在上面加个垫子。”飞行员们坐在树脂玻璃罩子里，身后是装甲机枪炮塔。飞行员要不断查看三个后视镜，还要时时注意机舱外的情况。“海盗”飞机的机头特别长，这就令飞行员很难看到下面的情况，尤其是在航母甲板上降落时，这种现象就更为严重。阿奇·克拉普解释道，“如果想降落在甲板上，你只能看到两边的情况，所以你必须边飞边转弯才能看见信号员的指示。”尽管这种降落让人害怕，但日本飞行员更害怕的是见到一组“海盗”飞机朝他们呼啸而来。后来日本人给这种飞机取了个绰号叫“狂啸死神”，因为它俯冲时的声音和它攻击时的声音都让人毛骨悚然。

“我们在莫哈韦训练了4个月，”韦斯利·托德回忆道。他那时候和华伦·厄尔·沃恩在一起开飞机。“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已经训练得够多了，可以出海去打仗了。我们非常渴望去作战，也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

“我们练习了很多空中战术，”阿奇·克拉普说。“轰炸，然后急速上升，一直在重复练习。我们被称作战斗机飞行员，但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叫我们战斗轰炸机飞行员。我们从机翼发射空对地导弹，还练习轰炸。”下滑轰炸正如这个词听起来的感觉一样——我们并不是俯冲向轰炸目标，飞机在目标上空滑翔，为的是朝它开火。

“在实际操纵时，”阿奇回忆道，“我们都穿上了抗压飞行服。”驾驶“海盗”飞机的飞行员们都要穿一种贴身的裤子，这种裤子在骨盆的位置和裤管里装有气囊。克拉普解释说，那些气囊会将身体下部的血液截住，以防止血液集中在上半身，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头晕了。这种飞行服里面装有弹簧，并随着重力的改变随时调节。重力越大，气囊中的空气就会将身体压得越紧。”

在战争时期的加利福尼亚，像华伦·厄尔这样的英俊小伙子在一天的工作之后，到了晚上就能和很多漂亮姑娘一起玩。“单身汉们那时候常开舞会，”阿奇回忆道。“我们就是保护她们的骑士。我们去酒吧通常不用自己花一分钱，因为有人为我们买单，这是很平常的事。”华伦·厄尔和他的好朋友们获得外出特许后就去好莱坞逛。这些年轻帅气的海军军官们醒目的制服上钉着金色的机翼，吸引了当地不少金发女郎和深色皮肤女孩的注意。“漂亮女孩儿信手拈来，”飞行员约翰·麦克马纳斯很多年后回忆道。“比尔·林奇在找女孩子这方面最在行。他从不去酒吧，但常去参加教友团聚会。他在那儿见到的漂亮女孩儿比我们在酒吧见到的多多了。”

华伦·厄尔有几个周末都在加州的大熊湖和几个漂亮女孩儿在一起。在我采访韦斯利·托德时，他还记得当时在湖边小屋旁的一幕。“从好莱坞来的女孩们去那儿见我们，她们从工作中偷跑了出来，那可算得上是集体行动了。”

我对托德说：“华伦·厄尔就在那儿找了个女朋友？”他笑着回答道：“是呀，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找了个女朋友。”

回到莫哈韦后的一天，华伦·厄尔自命不凡地决定模仿一个飞行员老兵的特技动作。通常来讲，停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在下次起飞前的状况都是不错的。但华伦·厄尔看过一个老兵为了显示自己的技巧在飞机刚一升空时就缩回了轮子，于是他也决定试一试。

阿奇·克拉普向我解释道：“他如果也那么做的话就太蠢了，在实际操作中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有个词儿叫‘地面效应’。飞机离开地面时受到向上的力在比升高几英尺后要大。所以你必须有足够的速度才能使飞机升高一点，但当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比如气流、大气压等，这些都会导致你再次落向地面。”

那为什么华伦·厄尔还要去尝试这么一个不可能的动作呢？“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总是得有那么一股疯劲儿的，”阿奇答道，“他觉得那么做很酷。”

“华伦·厄尔到底还是去试了，”约翰·麦克马纳斯回忆道，“然后他的螺旋桨就啃到了地皮。”

在那之后，华伦·厄尔的服役记录上就多了一条记录，说他弄折了螺旋桨，烧着了一架飞机，他从大火中逃了出来：“手和脖子处分属一级、二级烧伤，脸上皮肤烧伤。烧伤原因：在一次正式飞行中发生事故。”这个得克萨斯的切罗基族小伙子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只好呆在医务室里治疗自己的烧伤。“他本来皮肤就黑，这一下他的脸更黑了，看上去更像个印第安人了。”韦斯利·托德回忆道。

约翰·麦克马纳斯在回忆起这一段往事时忍不住笑出声来：“华伦·厄尔用他那特有的懒洋洋的腔调对指挥官说，‘我当时也没办法。’”

第三部分第九章　空中威力（4）

绝大多数海军舰载飞机都是轰炸机，上面载着飞行员和其他机组成员。这就需要他们采用一种略微保守的工作方式。“战斗机飞行员们通常都非常争强好胜，”飞行员阿尔·林斯特龙对我说。“轰炸机的粗暴行为就少一点，因为他们的机舱后部还有机组成员。”有两种轰炸机，俯冲轰炸机上有一名飞行员和一名机组人员，而鱼雷轰炸机上除一名飞行员外还配有两名机组人员。

“俯冲轰炸机上带着炸弹，”林斯特龙解释说。“在12000米到14000米的高空，你开始俯冲着准备朝轰炸目标投下一枚炸弹。你一路沿60度角俯冲下来，在大约3000英尺的高度时投下炸弹，然后马上离开。你也可以俯冲到更低的高度，你的高度越低，炸得越准。”

“你一旦决定了往下冲，”他继续说道，“那些高射炮炮手就会准确地找到你的位置。在你一开始下降的时候，在你和目标之间就会有一条直线。最后他们紧紧地瞄住你。”

鱼雷轰炸机是用于在海面低空飞行并朝敌人军舰发射鱼雷的。但在1944年以前，日本的军舰大部分都毁掉了。所以那些鱼雷轰炸机就只好用来充当俯冲轰炸机。

迪克·沃尔霍夫是SB2C俯冲轰炸机上的一名机枪手。SB2C通常被人们称作“俯冲者”。

机上有两个驾驶员座舱，一个坐飞行员，一个坐机枪手。“俯冲者”飞机的翼展达50英尺，但它的机翼在船上运输的途中是可以折叠起来的。飞行员们在战斗中靠机翼上的两门加农炮开火，机枪手迪克掌管两挺3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以保卫飞机免受攻击。与其他飞机不同的是，俯冲轰炸机需要机枪手拉开树脂座舱罩来进行射击。他只有护目镜和皮头盔来保护他不被炸伤。迪克相信自己的运气：“就算被炸死也是别人的事儿，轮不到我。”

正如比利·米切尔预言的那样，太平洋战争就是一场空中战争。日本为了支持在中国的百万陆军作战，为了造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投入了很多钱。但是罗斯福总统却相信空军最终会对战争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日本人在腊包尔岛和特鲁克群岛上建立了坚不可摧的堡垒，他们认为这样就保证了南太平洋的安全，但美国却很快地一步步走向了胜利。有了航空母舰，海军借助空中力量来夺取更多的岛屿。飞行员们可以在飞往东京途中利用那些岛屿临时着陆，并为攻击其他岛屿做准备。事实上，美国和日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展开的第一场大规模陆战的焦点就在于谁能最终占领那里具有战略意义的机场。珊瑚海战役以及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残酷战斗的关键都是争夺莫尔兹比港的机场，因为那里是通往澳大利亚的门户。从布干维尔岛到冲绳岛，从日本控制下夺取的那些岛屿本来是日本的机场，后来都成了美国飞行员起飞的地方。舰队还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作为轰炸日本的美国陆军航空队B—29式轰炸机的基地。美国舰队为了给马里亚纳群岛基地的飞行员们扫清障碍还将进一步征服硫黄岛。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始于1942年8月，历时6个月之久。美军飞行员共击落日本飞机892架，击毙或俘虏飞行员1882人。空中威力对于地面战争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我在写这本书时收到了一位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老兵写给我的电子邮件，他在信中写道：“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被海军扔在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不再提供任何补给。但他们还是继续战斗了几个月。他们是怎么获胜的呢？答案就是他们的补给从天而降。”他说的没错。在日本控制了整个海面的时候，只有靠飞机才能够给困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官兵们送去补给。威廉姆·哈尔西不单是一名将军，他首先更是一名海军，他宣称：“如果没有SCAT（南太平洋战争空中运输司令部，一支由曾在海军陆战队预备队服过役的前航空公司飞行员组成的空中补给小分队）的援助，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么多重大的胜利。”海军授予SCAT“空中货车”的称号。食物、医疗用品以及军火弹药都被送入了瓜达尔卡纳尔岛，而那些受伤的伤员却被运走了。那个时候拉瓜迪亚和芝加哥的机场每天才飞100个航班，可SCAT每天却要飞72架次。“仅仅6个月的时间里，SCAT就运送了43626495磅的物品以及235596人次的人员，共执行了34834次飞行任务。”举个典型的例子，飞行员斯基普·金博尔“在猛烈的炮轰中下了飞机”。“他和机组成员在跑道边上的一条沟壑里看到了机场另一端展开的白刃战。当美军占据上风时，金博尔将伤员抬上飞机起飞了。”

几十年前，像美国本土一样在太平洋上建立一个补给网络是不太可能的事，因为太平洋上连城市都没几个，更别说港口了。飞行员们来到那里后改变了这个规则。但是日本人还是照着原来的剧本在表演。当他们将四周有海水防御的岛屿视为坚不可摧的堡垒时，美国的士兵却把这些岛屿当作他们新的出发点。广袤的海洋在过去只能减慢部队的航行速度，借助飞机提供补给更是想都不敢想。日本人奉天皇的旨意在太平洋上建立了很多分散的要塞。但美国人却将这些点连接了起来，使本来已经非常可怕的战争变得血腥味儿更浓了。

第四部分第十章　黄祸，白祸（1）

我们一边牢记那些日本人的罪行，一边试图掩盖自己的残暴。当我们想到这些暴行就是对日本人的报复时，就原谅了自己的罪过。我们声称为文明而战，但我看到的战争场景越多，就越不相信我们有如此声明的权利。事实上，我并不确定我们在这方面比日本人高尚多少。

——查尔斯·林德伯格，《查尔斯·H。林德伯格战时日记》

美国直到1943年4月才得知那三名参加杜立特尔空袭的美国飞行员被处死的事情，那已经是事情发生的一年以后了。罗斯福得知此事后“异常震惊”，并发布一则美国国务院警告，声称那些“日本政府的军官”将会因此受到惩罚，因为他们“不文明的野蛮行径”及“残酷罪行”违反了举世公认的战争惯例。

1943年4月21日，罗斯福在广播中宣布：“我是怀着无比震惊的心情宣布如下消息的。我相信全世界文明人类听闻此事时都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我要宣布的是日本政府已经残

忍地杀害了我国在战争中被俘虏的几名士兵。”

两天后，《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有关日本人的野蛮行为的报道，题目是：

日本在战争史上史无前例的野蛮行径：东京公然违抗《日内瓦公约》

这篇文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罗斯福断言日本的“野蛮”行径“将使美国人民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去打倒无耻的日本军国主义”。阿诺德将军发了一封电报给全体飞行员，电文中说道，“残酷的军阀”践踏做人的尊严，必须“将他们彻底消灭”。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宣布美国将不与一个杀害战俘的国家进行任何谈判。美国当前只接受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纽约时报》联系到了蔡斯·尼尔逊的母亲，她说：“我总是在想，也许这仅仅是个宣传而已。而且我也希望并祈祷这就只是宣传手段罢了。我从没见过哪个声称自己是人类的人还会做出这么残忍和野蛮的事儿来。”另一位飞行员的母亲，来自俄亥俄州莱克伍德的约翰·米德尔太太说道：“那些日本人真是太残忍，太没人性了。他们怎么可以对我们的小伙子们做出这么卑鄙疯狂的事儿来。”

但是，日本医院里的那些病人和儿童也被美国士兵炸死了。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美国士兵也是残忍无情的。

杀人并不是件既自然又容易的事。只要不是精神病患者，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去杀人。灭绝人性的过程只有在众多士兵残杀其他人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

美国人和日本人在身体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从文化角度来讲，这两个国家更是好像来自不同的星球。美国是一个新生的国家，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成长在北美洲广袤的大地上，就好像一个小男孩在长大的过程中总会穿上一套又一套新衣服。而日本却是一个又小又古老的国家，以她固有的形式存在着，那里有一位被奉为神明一样的天皇，还保留着半封建的社会结构。

有一些差异更加琐碎。比如说，这两个国家甚至在年份的确定上都不一致。美国人认为日本轰炸珍珠港是在1941年。可日本人却把那一年称为昭和十六年。“昭和”指的是裕仁天皇，珍珠港事件是在他统治时期的第十六年爆发的。（即使在今天，日本报纸头版上的日期也是以当前皇帝的年号表示的。）同样的，两国书写人名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美国的约翰·史密斯在日本就会被写成史密斯·约翰。

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例如在与人打招呼的时候，美国人总会与对方有眼神交流，并且握手；而日本人则不会看着对方，而是鞠躬。美国人吃饭的时候坐在椅子上，用的餐具是金属制的；而日本人却是坐在地板上吃饭，用的是木质的筷子。在美国吃饭时，汤总是第一道端上来；可在日本，汤总是最后上。西方人吃面食时总会浇上酱汁，可在日本吃面食却是蘸着调味料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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